今天,断断续续重读一遍《黄金时代》,愈觉细腻动人。大概两三年前,一个冬夜,我睡不着觉,翻出《黄金时代》重读过一遍。当时随手记录感受如下: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重读《黄金时代》,读到这一句,发抖,欲哭无泪。继续读完整篇小说,感动不已。爱是荒诞年代里最邪恶的罪孽,也是最难能可贵的珍宝。许多地方都影影绰绰提及两人之间存在爱情。王二在陈清扬屁股上打了两巴掌,陈清扬脸上泛起红晕,表明他俩是真真切切相爱着的。那也是陈清扬的黄金时代,尽管她被人当作破鞋,被无情批斗羞辱。但她自尊,有头脑,有勇气,令人敬佩喜爱。

这篇小说写得混乱隐晦,又妙语连珠,有许多动人心魄的句子……其中最感动我的情节便是王二在陈清扬屁股上打两巴掌,陈清扬脸上泛起红晕那一段。这是整个故事的决定性瞬间。

还记得上大学时,某个晚上,我赶在熄灯之际,读完了《黄金时代》,然后长久呆坐,在一片漆黑里,默默心疼难过,胸口仿佛积压着许多话想说,却又莫可名状。

在那晚之前不久,我刚刚买回一套王小波全集,在其中某一册扉页书签上,印着一段文字,摘自他的短文《有与无》: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而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一刹间,我感到自己仿佛被利剑洞穿,回过神来后,迅速找出这篇文字,仔细品读。我清楚记得,那天下午,我在宿舍楼下空地上,疾步徘徊,反复咀嚼这篇文字、尤其是最末尾几段话。时值春末,成都天色一如既往半死不活,周遭树木繁盛而阴郁,空气中满是潮湿腐败的味道。我仿佛感到自己内心深处正在一点一点重生出对生命的热爱和无限勇气。

这是王小波之于我的决定性瞬间。

在那之前,我虽早已跟风读过他的杂文集,包括《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沉默的大多数》等文字都曾触动过我,但很难说我读进去了多少,也很难说真读懂了多少。我也反复品读过他写给李银河的情书,被他的勇敢、诚实和深情、浪漫所感动。我还曾被他追忆少年时代的文字深深打动过:

我十七岁时,满脑子都是怪诞的想象,很想写些抒情诗,但是笔记本不是一个可靠的地方。所以我总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爬起来,就着月光,用钢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把整面镜子都写蓝了。……午夜时分,我……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

这段文字所描摹的少年王小波形象,许多年来,在我心头萦绕。我觉得我非常能理解他,甚至怀疑自己也曾亲历过与此完全一致的寂寞。

可我又觉得,所有这些先前曾经读过的王小波的文字,都不及《有与无》那一段话所带给我的刺激更深刻。或者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感觉:那些动人字句,让我看到了一个写作者的幽默、浪漫和寂寞;而这篇平实坚定的文字,则向我袒露了他一生全部的勇气、信仰与底色。

直至遇见《有与无》那一刻,我才真正承认,王小波不止是个文字高手,更是一个应该被我终身尊重的人。

时隔多年,写完上面这些文字,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因为读懂了《有与无》,我才能更深刻理解《黄金时代》,理解陈清扬所谓“真实的罪孽”:

“她之所以要把这事最后写出来,是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我做这件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爱的事业。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

2019.4.27夜11:23初稿

4.28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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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燎的感觉正在飘散。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继续往山上攀登。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在车站上陈清扬说,这篇材料交上去,团长拿起来就看。看完了面红耳赤,就像你的小和尚。后来见过她这篇交代材料的人,一个个都面红耳赤,好像小和尚。后来人保组的人找了她好几回,让她拿回去重写,但是她说,这是真实情况,一个字都不能改。人家只好把这个东西放进了我们的档案袋。

陈清扬说,承认了这个,就等于承认了一切罪孽。在人保组里,人家把各种交代材料拿给她看,就是想让她明白,谁也不这么写交代。但是她偏要这么写。她说,她之所以要把这事最后写出来,是因为它比她干过的一切事都坏。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

陈清扬告诉我这件事以后,火车就开走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黄金时代》

我靠写作为生。有人对我说:像你这样写是不行的啊,你没有生活!我虽然长相一般,加上烟抽得多,觉睡得少,脸色也不大好看。但若说我已是个死尸,总觉得有点言过其实。人既没有死,怎么就没生活了呢?笔者过着知识分子的生活,如果说这种生活就叫做“没有”,则带有过时的意识形态气味——要知道,现在知识分子也有幸成为劳动人民之一种了。

当然,我也可以不这样咬文嚼字,这样就可以泛泛地谈到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有”,什么样的生活叫做“无”;换句话说,哪种生活是生活,哪种生活不叫生活。众所周知,有些作家常要跑到边远、偏僻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话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说有些死人经常诈尸——我老婆也做过这样的事,因为她是社会学家,所以就不叫体验生活或者诈尸,而是叫做实地调查——fieldwork。她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做这件事,我却没有。

有一次,我老婆到一个南方小山村调查,因为村子不大,所以每个人都在别人眼皮底下生活。随便哪个人,都能把全村每个人数个遍,别人的家庭关系如何、经济状况如何,无不在别人的视野之中;岁数大的人还能记得你几岁出的麻疹。每个人都在数落别人,每个人也都在受数落,这种现象形成了一条非常粗的纽带,把所有的人捆在一起,婚丧嫁娶,无不要看别人的眼色,个人不可能做出自己的决定。她去调查时,当地人正给自己修坟,无论老少、健康状况如何,每个人都在修;把附近的山头都修满了椅子坟。因为这种坟异常的难看,当地的景色也异常的难看,好像一颗瘌痢头。但当地人陷在这个套里,也就丧失了审美观。村里人觉得她还不错,就劝她也修一座——当然要她出些钱。但她没有修,堂堂一个社会学家,下去一个月,就在村里修了个椅子坟,这会是个大丑闻。这个村里的“文化”,或者叫做“规范”,是有些特异性的。从总体来说,可以说存在着一种集体的“生活”。但若说到属于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没有的。这是因为村里每个成年人惦记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给自己修座椅子坟就是其中比较有趣的一件。至于为什么要这样生活,他们也说不出。

笔者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知道有种东西叫做“norm”,可以译作“规范”,是指那些约定俗成,大家必须遵从的东西。它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当然能起一些好作用,但有时也相当丑恶。人应该遵从所在社会的norm,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除了遵从norm,还该不该干点别的,这就是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norm很坏,就如纳粹德国或者“文革”初的中国,人在其中循规蹈矩地过了一世,谁都知道不可取。但也存在了这样的可能,就是经过某些人的努力,建立了无懈可击的norm,人是不是只剩遵从一件事可干了呢?假如回答是肯定的,就难免让我联想到笼养的鸡和圈养的猪。我想任何一个农场主都会觉得自己猪场里的norm对猪来说是最好的——每只猪除了吃什么都不做,把自己养肥。这种最好的norm当然也包括这些不幸的动物必须在屠场里结束生命,……但我猜测有些猪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没劲。

我老婆又在城里做一项研究,调查妇女的感情与性。有些女同志除了自己曾遵守norm就说不出什么,仿佛自己的婚姻是一片虚无。但也有些妇女完全不是这样,她们有自己的故事——爱情中每个事件,在这些故事里都有特别的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姐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到岁数了,找合适的对象结婚,过正常的性生活”和“爱上某人”,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当然,假如你说,性爱只是生活的一隅,不是全体,我无条件地同意。但我还想指出,到岁数了,找合适的人,正常的性生活,这些都是从norm的角度来判断的——属于个人的,只是一片虚无。我总觉得,把不是生活的事叫做“生活”,这是在巧言掩饰。

现在可以说到我自己。我从小就想写小说,最后在将近四十岁时,终于开始写作——我做这件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爱的事业。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以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生活看似平淡,但也不能说是“无”。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而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有与无》

我十七岁时,满脑子都是怪诞的想象,很想写些抒情诗,但是笔记本不是一个可靠的地方。所以我总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爬起来,就着月光,用钢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把整面镜子都写蓝了。

——《绿毛水怪》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退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下如雨,但是我心底在欢歌。有一柄有弹性的长剑从我胸中穿过,带来了剧痛似的巨大快感。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刻,我站在那一个门坎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结在一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这是一首胜利之歌,音韵铿锵,有如一支乐曲。我摸着水湿过的衣袋,找到了人家送我划玻璃的那片硬质合金。于是我用有力的笔迹把我的诗刻在石壁上,这是我的胜利纪念碑。在这孤零零的石岛上到处是风化石,只有这一片坚硬而光滑的石壁。我用我的诗把它刻满,又把字迹加深,为了使它在这人迹罕到的地方永久存在。

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

长大了一点的时候,我开始苦苦思索。我知道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我自己和一切人一样都是有限的。我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对比,老想把它否定掉。于是我开始去思索是否有一种比人和人类都更伟大的意义。想明白了从人的角度看来这种意义是不存在的以后,我面前就出现了一片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些死前的游戏……

在冥想之中长大了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是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

但是我好久好久没有动笔写,我不敢拿那么重大的希望去冒险。如果我写出来糟不可言,那么一切都完了。

我十七岁到南方去插队。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往四下看,四外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丰腴,缓缓地浮过。我觉得应该去试一试。

开始时候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来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

后来我在痛苦中写下去,写了很久很久,我的本子上出现很多歪诗、臭诗,这很能刺激我写下去。到写满了三十个笔记本时,我得了一场大病,出院以后弱得像一只瘦猫。正午时分,我蹲下又站起来,四周的一切就变成绿色的。

我病退回北京,住在街道上借来的一间小屋里。在北京能借到很多书,我读了很多文艺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苏联的叶比西莫夫,试着从理论分析中找到一条通向目标的道路,结果一无所成。

那时候我穷得发疯,老盼着在地上捡到钱。我是姑姑养大的,可是她早几年死了。工作迟迟没有着落,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我转起各种念头,但是我绝对不能偷。我做不出来。想当临时工,可是户口手续拖着办不完。剩下的只有捡破烂一条路了。

在天黑以后,我拿了一条破麻袋走向垃圾站。我站在垃圾堆上却弯不下腰来。这也许需要从小受到熏陶,或者饿得更厉害些。我拎着空麻袋走开时却碰上一位姑娘从这儿走过。我和她只有一面之识,可她却再三盘问我。我编不出谎来,只好照实招了。

她几乎哭了出来,非要到我住的地方去看看不可。在那儿,我把我的事情都告诉她了。那一天我很不痛快,就告诉她我准备把一切都放弃。她把我写过的东西看了一遍之后,指出有三首无可争议的好诗。她说事情也许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三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了。我还不是一个源泉、一个发光体,那么什么也安慰不了我。

后来她常到我这儿来。我把写的都给她看,因为她独具慧眼,很能分出好坏来。她聪明又漂亮。后来我们把这些都放下,开始谈起恋爱来,晚上在路灯的暗影里接吻。过了三个月她要回插队的老家去,我也跟她去了。

在大海边上,有一个小村镇。这儿是公社的所在地,她在公社当广播员,把我安排在公社中学代课。

她有三间大瓦房,盖在村外的小山坡上,背朝着大海,四面不靠人家,连院墙都没有,从陆上吹来的风毫无阻碍地吹着门窗。她很需要有人做伴,于是我也住进那座房子,对外说我是她的表哥,盖这座房子用了我家的钱。人家根本不信,不过也不来管我们的闲事。我们亲密无间,但是没感到有什么必要去登记结婚。我住在东边屋里,晚上常常睡不着觉在门口坐着,她也常来陪我坐。我们有很多时候来谈论,有很多次谈到我。

看来写诗对我是一个不堪的重负,可是这已经是一件不可更改的事情了。我必须在这条路上走到底。我必须追求这种能力,必须永远努力下去。我的敌手就是我自己,我要他美好到使我满意的程度。她希望我能斗争到底。她喜欢的就是人能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她的一切希望就系之于此。如果没有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一切都好办了。

我不断地试下去,写过无数的坏诗。偶尔也写过几个美好的句子,但是没有使她真正满意的一篇。我好像老在一个贫乏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爬不出去。我找过各种各样的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可是一点帮助也没有。她说我应该从原地朝前跨一步,可是我动弹不得。

我就这么过了好几年。有时挎着她的手到海边去散步时我想:“算了吧!我也算是幸福的了。她是多么好的伴侣。也许满足了就会幸福。”可是我安静不下来。我的脑子总是在想那个渺茫的目标。我常常看到那个寂寞的大海。如果我停下来,那么就是寂寞,不如试下去。

昨天早上,校长让我带十几个学生去赶大潮。我们分两批到大海中间的沙滩上去挖牡蛎,准备拿回去卖给供销社,给学校增加一点收入。下午第一批学生上船以后,忽然起了一阵大风,风是从陆上吹来的。这时潮水已经涨到平了沙滩,浪花逐渐大起来,把沙洲上的沙子全掀了起来。如果浪把我们打到海里,学生们会淹死,我也可能淹死,淹不死也要进监狱。我让学生们拉住我的腰带,推着我与大浪对抗。我身高一米九零,体重一百八十斤,如果浪卷不走我,学生们也会安全。

小船来接我们时,浪高得几乎要把我浮起来,一浮起来我们就完了。小船不敢靠近,怕在沙滩上搁浅,就绕到下风处,我把学生一个一个从浪峰上推出去,让他们漂到船上去。最后一个学生会一点水,我和他一起浮起来时,他一个狗刨动作正刨在我下巴上,打得我晕了几秒钟,醒过来时几乎灌饱了。我再浮上水面,小船已经离得很远。我喊了一声,他们没有听见,我又随浪沉下去。再浮到浪顶时,小船已经摇走,他们一定以为我淹死了。

我在海里挣扎了很久,陆地在天边消失了。我一个劲地往海底沉,因为我比重太大,很不容易浮起来。大海要淹死我。可是我碰上了一条没桨的小船在海上乱漂。我爬上船去。随它漂去。我晕得一塌糊涂,吐了个天翻地覆。天黑以后,风停了。我看见这座大海之中的小孤岛,就游了上来。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我听到了金喇叭的声音。在这个荒岛上,我写出了一生中第一首从源泉中涌出来的诗,我把它刻在了石头上。

在我的四周都是海,闪着金光,然后闪着银光,天空从浅红变作天蓝。海面上看不见一条船。在这小岛顶上有一座玩具一样的龙王庙。也许人们不会来救我,我还要回到海里,试着自己游回岸上去,但是我并不害怕。我不觉得饿,还可以支持很久。我既可以等待,也可以游泳。现在我愿意等待。于是我叉手于胸站在小岛顶上。我感到自豪,因为我取得了第一个胜利,我毫不怀疑胜利是会接踵而至的。我能够战胜命运,把自己随心所欲地改变,所以我是英雄。我做到了第一件做不到的事情,我也可以接着做下去。我喜欢我的诗,因为我知道它是真正美好的,它身上有无可争辩的光辉。我也喜欢我自己造出的我自己,我对他满意了。

有一只小船在天边出现,一个白色的小点,然后又像一只白天鹅。我站在山顶上,把衬衫脱下来挥舞。是她,独自划着一条白色的救生艇,是从海军炮校的游泳场搞来的。她在船上挥着手。我到岸边去接她。

她哭着拥抱我,说在海上找了我一夜。人们都相信我已经淹死了,但是她不相信我会死。我把她引到那块石头前,让她看我写的诗。她默默地看了很久,然后问我要那片硬质合金,要我把我的名字刻上去。可是我不让她刻。我不需要刻上我的名字。名字对我无关紧要。我不希望人们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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