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里描述的爱情故事,也不能免俗地写到了三角恋。由乌尔比诺医生和费尔米纳这对夫妻,以及费尔米纳的初恋,后来被抛弃也因此患上了前女友什么都好综合症的阿里萨。阿里萨自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对费尔米纳的感情波动之后,爱了她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而事实上,哪怕阿里萨最终依靠运气和健康熬死了情敌乌尔比诺医生,并最终牵手守寡的费尔米纳,他也没真正实现他的爱情幻想。

阿里萨失败的原因很简单,费尔米纳最终也没有满足他停留在青春期的爱情幻想,她与他的最终结合也只是寡居生活后情感空虚的填补,这从费尔米纳对年老的阿里萨重温旧情的请求已经直白得不能够更直白的拒绝就可以看出来。一个女人,拒绝和你旧情复燃的同时还愿意和你在一起,理由只有两个,一,她现在很空虚,二,你是当下她为数不多选择。

而《霍乱》中真正让我觉得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是费尔米纳这个角色,她也是一切爱情悲剧和始作俑者,当然她本身就已经是一部拧巴的悲剧了。

她是一个有趣的女人。阿里萨坚守五十多少年还挂零的爱情无法打动她,反而是阿里萨憋屈住满腔情欲后写给她的老年指南让她怦然心动。女人真的很奇怪,你可以说她的选择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很多人都指责她选择高富帅乌尔比诺医生就是为了现实中的物质条件,就连马尔克斯本人也丝毫不掩饰对她择偶标准的质疑,要通过书中许多路人的毒舌来反复表述。当她面对两个都声称爱她,但她对两个都不怎么爱的男人时,她选择了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都甩开了苦逼诗人兼技术宅的阿里萨几条街的乌尔比诺,这已经说明了她的目的。

但实际上,她恰恰是最不理性的角色。换句好理解的话说,她就是一个守不住爱情阵地的女文青。而女文青恰恰能经常与爱情的欢愉结缘,却无法享受爱情的稳定的安全感。

女文青这个概念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具有自主思想和人格意识的独立女性。这样的女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穷其一生质疑女性在爱情和生活中的被动地位。让我对比费尔米纳与我看的前几本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来看,她们是具备一定的共同性的,比如《面纱》中的凯蒂、《寒夜》中的曾树生、《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赵珏,甚至是《一个已婚男人的自述》中的丈夫——凯瑟琳.曼斯菲尔特的这篇少见的以第一人称男性为主角的短篇小说,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幌子,文中的已婚男人从各个心理层面来看,其实是一个阴柔敏感的女人,这个主观的判断容我以后再详细解释。

在以上的几个女性(娘娘腔?)角色中,客观条件与费尔米纳最相似的是凯蒂和曾树生,她们同为嫁给一个她们并不爱的丈夫,并且在婚姻的压榨中或隐蔽或奔放地追求婚外恋情。而张爱玲笔下的赵珏则是青春时期的费尔米纳的放大加强版,我们可以从赵珏的心理描写中找出可以填补马尔克斯没有正面描写的费尔米纳的内心斗争。至于“已婚男人”,这个性别模糊的角色就是成年版的费尔米纳心声的代言人。赵珏和已婚男人可以看作是辅助对比吧。

独立女性,或者女文青,她们对社会强加给传统女性的定义和价值观是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的。而她们最大的反抗就是拒绝成为循规蹈矩的女人,凯蒂拒绝像母亲一样为结婚而结婚导致自己成了大龄剩女;曾树生拒绝接受民国前的嫁鸡随鸡的妻子标准最终全盘接受了私欲的诱惑;赵珏虽然没有正面提及社会施加给她的压力,但从她对同性的百合之恋和其它略显性变态的情感意识也证明了她女文青的身份;至于“已婚男人”,他已经从根本上极端地放大了个人情绪进而取代了所有社会认定一个已婚男人应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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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怀揣着正义感的读者对以上的诸多女性(娘娘腔?)角色是坚决地站在批判她们的对立面的,自私,是最普遍的针对这几位女士的抨击。实际上在我们进行接下来的讨论之前,我要简单地为她们的自私找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不是从道德层面为她们辩护(实际上她们的道德问题真的没啥值得辩护的)。她们要对抗的是整个社会、文化、历史和家庭等宏大命题的主流,她们很难找到精神世界的同盟,因此自我价值的最大化成了她们唯一可以抓牢的反主流信仰上的稻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们与周边哪怕是最亲近的女性角色也如此格格不入,却又将个人得失计较到最大化的行为。

在我们尽量抛开主观偏见之后,第一个要拿来做为例子分析她们的“反传统女性”的理念,就是母性的缺失。

母性一直是一个被主观理解取代了客观现实的话题,它已经不可救药地被拿来和女性价值进行捆绑。我们常听说这样的故事,某母兽产后丧子以致它忘记了物种的界限收养了其它动物的幼崽,因此我们判定母性源自动物本能,是所有雌性动物所应具有的共同价值。这种动物本能论也延续到了人类女性身上。因此主流对女性的定义的最核心的部分就包括了繁衍、哺乳和教子,社会对于不合格母亲的攻击远远大于对于不合格父亲的攻击。

可是,繁衍、哺乳和教子是母性定义的一部分,却不能拿来全权代表母性。从自然界的例子来看,母兽怀孕和生产期间受到惊吓,导致它们杀死甚至吃掉亲生的幼崽的范例比比皆是,它们对幼崽的守护和教育很大程度上源自对于族群繁衍的责任。因此人类所强调的母性就不应该与动物本能绑定,我们对母性的定义其实是文明的一个副产品。而文明本身就不存在所谓的“天生定义”,它是随着社会发展变迁所改变的一个不稳定定义。

传统女性因为被赋予了母性价值,也因此被这个枷锁牢牢地拴住,以至于男人都忘了分娩时的苦楚和一切与孩子有关的问题。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已经将男女平等上升到了生殖平等的高度,我们要讨论的费尔米纳在内的几位女主角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她们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推翻女性与母性绑定的反抗意识。

首先是《霍乱》中的费尔米纳,马尔克斯如此描述她对待分娩后的婴儿的第一感受:

“她…感觉到他(儿子)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她为摆脱某种不是自己的东西而感到轻松。但是当助产婆把赤条条的、浑身是粘液和血的肮里肮脏的脖子上缠着脐带的儿子抱给她看,她自己觉得对那个从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小崽子一点也不喜欢时,竟把自己也吓坏了。”

其次是《面纱》中的凯蒂,毛姆笔下怀孕期间的她是这样看待腹中胎儿的:

“凯蒂的思绪转移到了她怀着的这个孩子身上,她既非满怀深情,也非出于母爱的天性,而仅仅是觉得好奇。”

至于巴金的《寒夜》,曾树生更是直接将自己的母性缺失的责任推卸到了儿子身上:

“‘他(儿子)好像对我并没有多大感情’…她注意看了看她这个儿子。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他好像不是我的儿子…他对我一点也不亲热,好像我是他的后母一样。’”

这三位分别处于怀孕、分娩以及教子三个不同的母亲生涯的阶段的女性,对于亲生的孩子的态度惊人的一致,孩子是一个谜题、累赘和脚镣。毛姆虽然直接但是含蓄地将凯蒂的母性缺失解释为好奇心过盛,但马尔克斯和巴金则没有这么讲情面。马尔克斯用夸张的反差写出了费尔米纳对待儿子两级的心态,她很快就对孩子倾注了全部感情,甚至已经到了过分恩宠的溺爱的程度,她的初衷竟然是在婚姻这座“孤寂的宫殿”中,把孩子当成了她的慰藉,也就是说,她对孩子的爱与母性本能无关,只是她压抑的情感的无底线延伸。至于巴金,他对曾树生为了抛弃婚姻而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私选择的批评更是毫不留情的,树生认为儿子对她的疏远全部来自她自己内心对自己贫瘠的母性的辩护,儿子像懦弱的父亲,儿子更爱与她作对的婆婆,等等理由都让她自我欺骗般回避她对儿子关爱的严重不足。

有趣的是,以上三位母性缺失的妈妈兼红杏出墙的妻子,全部来自男性作家的作品。那么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与母性的矛盾又是什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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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张爱玲,这个标准的女文青通过带有自传色彩的赵珏,写出了她对孩子的反感:

“他(友人的儿子)爬不动了,哭了起来。她姨妈在睡午觉,她(赵珏)怕吵醒了她,想起鸟笼上罩块黑布,鸟就安静下来不叫了,便摊开一张报纸,罩在他身上。他越发大哭起来,但是至少不爬了。”

而堪称新西兰的张爱玲的曼斯菲尔德,也用几乎相似的态度写出了她心底对孩子的反感,或者,已经是厌恶和恐惧了:

“…从这个角度看,他(儿子)那柔嫩的胳膊腿儿活动得酷似一只小螃蟹。奇怪的是我(已婚男人)不能把他和我老婆,以及我本人联系在一起——我从未把他当做我们自己的。每逢走进过厅并瞥见那辆婴儿车,我便发觉自己在思忖:‘哼,准是有人带个娃娃来了!’”

在两位女作家的笔下,我们印象中可爱白嫩的婴儿似乎成了某种奇怪的小动物,丝毫读不出一丝主观定义的那种女性对孩子与生俱来的喜爱。哪个妈妈(爸爸?)会将自己的有着柔嫩四肢的孩子比作狰狞的螃蟹?又有哪个妈妈会像对对待鸟类一样去对待一个哭闹的孩子呢?赵珏就差没用枕头把孩子捂住了。

在这两个角色的心中,孩子和家庭,家庭和自我价值都是不能划等号的。

最后提及一下马严君玲写在《落叶归根》和《中国灰姑娘》这两本自传体小说中经典的后妈的形象,娘。一直以大反派形象出现在童话中的后母本身就是对女性与母性的盲目绑定的最大的否定。小君玲的这位后妈,除了苛刻对待她的继子们之外,对待自己的女儿也是极其自私的。在她与被孩子姑妈带大的亲生女儿团聚时,因为对自己感到陌生的女儿侵犯了她的自尊,她毫不留情地暴打了那个总角年纪的女孩,甚至为此付出了与女儿仇恨一生的代价。

娘这个角色并不完全符合以上我挑选的角色的共同性,她不属于女文青,她不迷茫,相反在对物质的追求上她显示出了可怕的精明和理智。提到她的原因是因为她对待亲生女儿的残酷实在是太有讨论价值了。孩子的出生,对于娘来说,不是她衰老的开始,相反,孩子成了为母亲背负岁月摧残的牺牲品,而娘仿佛依靠压榨孩子的童年,竟在所有角色都老去时,收获了令人脊背发凉的第二春活力。

洋洋洒洒一直在说母性和女性的冲突,好像忽略了“女文青不配获得爱情的稳定”的命题。但实际上,稳定的爱情,毋宁说是稳定的、波澜不惊的生活,恰恰赋予了那些贪求安逸,从不思考反抗,逆来顺受遵循传统女性定义的那些非文青女子。她们牺牲了青春的追求、幻想和自由,忍受了丈夫的蛮横、压制和背叛,最终熬出了个或者三代同堂或者父慈子孝的所谓稳定家庭。所以我们在简单粗暴地将女文青和爱情的不稳定划等号前,确实应该站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的立场上去反思,婚姻制度所要求相爱者付出以自由和选择为基础的牺牲,是否是谋杀以纯个人利益定义的爱情的真凶?或者说,纯个人利益的爱情,本身就无法与强调自我牺牲的婚姻与家庭兼容?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爱?为什么总有人觉得他妈的已婚人士和他妈的小三的他妈的婚外恋才是真爱呢?如此说来,《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其被称为爱情百科全书,倒不如被称为爱情问题百科全书,它就好像屈原的《天问》,一直在提问,永远没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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