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有一条新鲜热辣的娱乐新闻,说迪卡普里奥要拍新片,饰演“美国史料记录的第一个系列杀人犯亨利•霍华德•贺姆斯医生”。这部电影是根据畅销书《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改编的,除了贺姆斯医生之外,另一个主角是著名的建筑师丹尼尔•哈德森•伯汉。一个是兴建了许多美国最重要建筑物的建筑师(他设计的作品包括纽约地标之一的熨斗大楼),一个则是开创美国连环杀手历史的杀人狂(死在他手下的人数传说有两百个,他承认的是二十七个,至少有九个是确定无疑的),这两个从未碰面的人的命运被一个神奇的事件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彻底改变芝加哥这个城市的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伯汉是芝加哥世博会工程总负责人,贺姆斯借着世博会的契机修建了一栋楼房,里面有一个邪恶的房间,很多人就消失在里面……
很多人没有留意到,这部书已经有了中译本,那就是《白城恶魔》。正巧我在读,所以一眼就看到了迪卡普里奥的那条新闻。我想,怎么处理两个主角各自看似毫无关联的两条线索,是电影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这里不是要讨论电影,所以打住话头,说回书本身。根据介绍,《白城恶魔》入围200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类作品(我特意上了国家图书奖官方网站查询,确实如此,不是书商乱盖),获得2004年埃德加真实犯罪类最佳作品奖。这说明它不是一部利用真实素材演绎而成的小说,而是处处有根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非虚构类作品”,艾瑞克•拉森说“任何出现在引号之间的文字都源自于信件、回忆录,或者其他的文献”。非虚构类作品这个门类在中国简直是不存在的,报告文学已经沦为作家从企业家那赚一笔钱的绝佳门路,而且就算在最初,假大空的报告文学也压根没有向货真价实的非虚构类作品靠拢过。
在我看来,非虚构类作品必须要做到两点:第一,像历史学家那样研究;第二,像小说家那样写。《白城恶魔》末尾附有整整九页参考书目,包括从芝加哥城市史到美国建筑史各个领域的著作,或许可以给“历史学家”的说法做个小小的注脚。不仅要读书,还要读档案。艾瑞克•拉森在后记里说:“我需要和我的研究对象进行实体接触,而那只有一个办法。对我来说,每一处图书馆或档案室之行都像是一次小小的侦查。在这样的旅程中,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时刻,过往突然鲜活起来,就像在黑暗中点亮的一根火柴。在一次拜访芝加哥历史学会时,我发现了潘德葛斯特写给楚帝的便条原件。我看到铅笔是如何深深地戳进了纸里。”想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吗?那你自己先得看到“铅笔是如何深深地戳进了纸里”。
之后就是作家要干的活了。伯汉如何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在极短的时间内搞定芝加哥世博会的全部工程,并且让它从1889年巴黎世博会异常成功的阴影之下突围成功;贺姆斯为什么以及如何放纵他体内的恶魔,以骇人听闻的手段杀害一个个的妇女——无论哪一个都是难得一遇的令作家为之激动不已的好题材,可是艾瑞克•拉森决定两个都写,写进同一部书里,就像一个把两个球在手上抛来抛去的杂技演员。更重要的是,他把故事放在芝加哥世博会这个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事件的背景之下,这个布局更意味深长,让整个故事变得不只是普通的城市建设案例或刑事案件。当然更不用提他那细致耐心的文字了。
我有一个想法,从各方面衡量,犯罪文学都是进行非虚构写作最适合不过的一块场地。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就是典范。但是在我们的身边,即使某些案件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和叙述可能性,但执法机构之外的个人不被允许、也没有任何渠道去掌握太多的案件信息,因此也就不可能出现好的犯罪文学。不知道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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