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之后很久,姜仁浩还是会想起雾津的大雾,那浓的化不开的,没有黑暗也没有光明的,只是一片蒙昧的大雾。当外来的人为这样的大雾心烦意乱不辨方向的时候,生活在那里的人早就习以为常,仿佛也在天性中习惯了任何不寻常的事。

建立在真实案件基础之上的故事并不复杂,姜仁浩从首尔到雾津的私立聋哑学校慈爱学院担任教师。他到了学校之后发现气氛异常压抑,厕所里传来孩子的尖叫声,教师对学生动用私刑。当他帮一个叫妍豆的小女孩偷偷打电话给她妈妈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拉开了一件震惊全国的丑闻的大幕。学校校长、行政室长和生活辅导老师在十数年间持续地对学校的男女学生进行虐待、猥亵和性侵。使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事实清楚、犯罪者罪无可恕的案件,在当地却遭遇到了始终暧昧的反应,正义迟迟得不到伸张。

约瑟夫•康拉德说过:“将邪恶的产生归结于超自然的因素是没有必要的,人类自身就足以实施每一种恶行。”在冷战时代,苏联的宣传机构对国民宣称连环杀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毒瘤。这样的论调在如今看来是可笑的,然而这样的偏见并未因冷战结束而结束。人们还是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种族、社会地位等来判定他人犯罪的可能性,这依然是为邪恶的产生寻找超自然因素的论调。阿拉伯人在机场总是被安检员密切关注,黑人驾驶豪车总是被交警截停。相对的,人们认为警察象征着正义,法官象征着公义,老师是燃烧自己点亮他人的红烛。如果指控他们品行有污,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怎么可能?”

单纯如你我,曾经也认为一个人的职业代表着他的道德标准。直到我们看到最近频繁爆出的“校长性侵案”、“法官嫖娼案”,我们才意识到,无论一个人身份如何,他也仅仅是一个和我们一样,会做好事,也会做坏事的平凡人罢了。就像故事的主人公,为正义挺身而出的姜仁浩,也曾经背着妻子和酒店女子过夜,做生意时也曾逃漏税,看到同学发达,就希望他能快点破产。但是他依然有他要去坚持和维护的事情,而平时以慈善家面目示人的人,并不见得就是白纸一张。尼采早就警告过我们:“一件事的荒谬,不能成为驳斥它存在的论据。相反,这恰恰是它存在的条件。”你越觉得不可能的事越可能发生,因为施暴者正是在“不可能”的保护之下随心所欲。

作者孔枝泳除了对犯罪者“极端之恶”的谴责之外,她更关注的是被卷入案件的其他人乃至是普通人的反应,为何他们会如此坦然地参与到“平庸之恶”中,对极端之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一事件,成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灵魂的熔炉,在事态的炽热燃烧之中,每个人都露出了人性的底色。

教育厅的学官在应付人权中心徐幼真的陈情时想的是她女儿就快结婚了,慈爱学院校长的红包应该不会少;妇科医生公然在法庭上指责受害人琉璃没有女子被人强暴后普遍产生的羞耻感,她说出这些话仅仅因为她的丈夫和校长是高尔夫球友……甚至犯罪者还有个强大的后援团,成员大多是雾津上流社会的成员,笃信基督,热爱慈善,他们都坚信他们的“朋友们”是被诬告了。这正是东亚文化中的“耻文化”在作祟,人们对于自己家庭、宗族和国家的丑事往往都摆出“家丑不可外扬”的架势,似乎只要大家视而不见,就可以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继续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哲学,就像但丁在《神曲》里描写的灵薄狱中居住的人们,他们不站在撒旦一边,也不站在上帝这边,只是作壁上观。包庇校长等人的姜督察试着向幼真解释他们的初衷:“只要有一两个受害者退让,世界就会重归安静祥和。可是你们插手了,搅动了他们的生活,要求改变,他们最讨厌改变了。”幼真打断了他的话,清晰而坚定地说:“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我们只是不想和你们一样,成为让人性走失在灵薄狱里的人,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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